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着《天演论》，以示汝纶。曰：“为我序之。”天演者，西国格物家言也。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，综万汇之本原，考动植之蕃耗，言治者取焉。因物变递嬗，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，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，而大归以任天为治。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，以为天不可独任，要贵以人持天。以人持天，必究极乎天赋之能，使人治日即乎新，而后其国永存，而种族赖以不坠，是之谓与天争胜。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，又皆天事之所苞。是故天行人治，同归天演。其为书奥赜纵横，博涉乎希腊、竺乾斯多噶、婆罗门、释迦诸学，审同析异而取其衷，吾国之所创闻也。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。斯以信美矣。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，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，以为赫胥氏之指趣，得严子乃益明。自吾国之译西书，未有能及严子者也。
凡吾圣贤之教，上者道胜而文至，其次道稍罸矣，而文犹足以久。独文之不足，斯其道不能以徒存。六艺尚已，晚周以来，诸子各自名家，其文多可喜。其大要有集录之书，有自着之言。集录者，篇各为义，不相统贯，原于《诗》、《书》者也。自着者，建立一干，枝叶扶疏，原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者也。汉之士争以撰着相高，其尤者，《太史公书》，继《春秋》而作，人治以着。扬子《太玄》，拟《易》为之，天行以阐。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。及唐中叶，而韩退之氏出，源本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一变而为集录之体，宋以来宗之。是故汉氏多撰着之编，唐、宋多集录之文，其大略也。集录既多，而向之所为撰着之体不复多见。间一有之，其文采不足以自发，知言者摈焉弗列也。独近世所传西人书，率皆一干而众枝，有合于汉氏之撰着。又惜吾国之译言者，大氏弇陋不文，不足传载其义。夫撰着之与集录，其体虽变，其要于文之能工，一而已。
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，欲沦民智，莫善于译书。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，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，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，时文耳，公牍耳，说部耳。舍此三者，几无所为书。而是三者，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。今西书虽多新学，顾吾之士，以其时文、公牍、说部之词译而传之，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，民智之沦何由？此无他，文不足焉故也。文如几道，可与言译书矣。往者释氏之入中国，中学未衰也，能者笔受，前后相望。顾其文自为一类，不与中国同。今赫胥氏之道，未知于释氏何如？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、扬氏之列，吾知其难也。即欲侪之唐、宋作者，吾亦知其难也。严子一文之，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，然则文顾不重耶？抑严子之译是书，不惟自传其文而已。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，以人治之日新，卫其种族之说，其义富，其辞危，使读焉者怵焉知变，于国论殆有助乎？是旨也，予又惑焉。凡为书，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，而后其效明，今学者方以时文、公牍、说部为学，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，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，吾俱其杰驰而不相入也。虽然，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。待而得其人，则吾民之智沦矣。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？
[导读]
吴汝纶对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非常赞赏。他在这篇序文中，一方面肯定了《天演论》一书“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”，令广大读者“怵焉知变”，实现自强图存。吴汝纶指出：“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”，“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，以为天不可独任，要贵以人持天。以人持天，必究乎天赋之能，使人治日即乎新，而后其国永存，而种族赖以不坠，是之谓与天争胜。”他认为“以人持天”，就是“其义富，其辞危，使读焉者怵焉知变，于国论殆有助乎!”因此，他在给严复的信中说：“执事之译此书，盖伤吾士之不竞，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遂无以自存，而惕惕焉欲进之人治也。”另一方面，在序文中吴汝纶对严复的译文给予很高评价。他认为“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。自吾国之译西书，未有能及严子者也”。严复是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第一人。吴汝纶不但对严译本的行文、标目等，提出过自己的意见，有的被严复采纳；而且在《天演论》正式出版后，想方设法为该书拓展销路，扩大影响。吴汝纶还曾对严译本《天演论》加以删节，在其去世后，删节本在上海出版，书名为《吴京卿节本天演论》。
由于吴汝纶在当时的声望，此序对宣传、介绍严译《天演论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