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之末，桐城姚姬传先生鼐，善为古文辞，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，而受法于刘君大?及其世父编修君范。三子既通儒硕望，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!”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“桐城派”，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。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，门下着籍者，上元有管同异之、梅曾亮伯言，桐城有方东树植之、姚莹石甫。四人者，称为高第弟子，各以所得传授徒友，往往不绝。在桐城者，有戴钧衡存庄，事植之久，尤精力过绝人，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，檀之后进，义无所让也。其不列弟子籍，同时服膺，有新城鲁仕骥絮非，宜兴吴德旋仲伦。絮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，硕士既师其舅，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，乡人化之，多好文章。硕士之群从，有陈学受艺叔，陈溥广敷，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，皆承絮非之风，私淑于姚先生。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。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，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、龙启瑞翰臣、马平王锡振定甫，皆步趋吴氏、吕氏，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。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。
昔者，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，而吾乡出其门者，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。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，称述其术，笃好而不厌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、善化孙鼎臣芝房、湘阴郭嵩焘伯琛、溆浦舒焘伯鲁，亦以姚氏文家正轨，违此则又何求?最后得湘潭欧阳生。生，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，而受法于巴陵吴君、湘阴郭君，亦师事新城二陈。其渐染者多，其志趣嗜好，举天下之美，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。
当乾隆中叶，海内魁儒畸士，祟尚鸿博，繁称旁证，考核一字，累数千言不能休，别立帜志，名曰“汉学”，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，以为不足复存。其为文尤芜杂寡要。姚先生独排众议，以为义理、考据、辞章，三者不可偏废。必义理为质，而后文有所附，考据有所归，一编之内，惟此尤兢兢”。当时孤立无助，传之五六十年，近世学子，稍稍诵其文，承用其说。道之废兴，亦各有时，其命也欤哉?
自洪、杨倡乱，东南荼毒，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，今为犬羊窟宅，深固而不可拔；桐城沦为异域，既克而复失，戴钧衡全家殉难，身亦欧血死矣。余来建昌，问新城、南丰兵燹之余，百物荡尽，田荒不治，蓬蒿没人，一二文士，转徙无所。而广西用兵九载，群盗犹汹汹，骤不可爬梳，龙君翰臣又物故”。独吾乡少安，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，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。而舒焘前卒，欧阳生亦以瘵死。老者牵于人事，或遭乱不得竟其学，少者或中道夭殂。四方多故，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，太平寿考，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，卒不可得。然则业之成否，又得谓之非命也耶?
欧阳生名勋，字子和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，年二十有几。其文若诗，清缜喜往复，亦时有乱离之慨。庄周云：“逃空虚者”，“闻人足音跫然而喜，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欲其侧者乎!”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玖也久矣，观生之为，则岂直足音而已!故为之序，以塞小岑之悲，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，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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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导读]
曾国藩推崇姚鼐，曾说“国藩之粗解文章，由姚先生启之”。并与一大批桐城派代表人物，如梅曾亮、朱琦、吴敏树等相往来，网罗人才，入其幕府，为桐城派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桐城派自创立、形成到曾国藩时，巳历一百余年，此文对桐城派的发展，特别是对姚鼐以后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发展情况作了全面叙述与总结，对研究桐城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首先，文中对桐城派“三祖”，特别是姚鼐，表现出崇敬之情，进一步肯定了姚鼐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者不可偏废”的文论思想。这说明曾国藩在打桐城派旗号，笼络文人为己所用的同时，力求遵循桐城派的文章传统，也在散文创作上作了一番探究。
其次，这篇文章也表现出曾文气盛的特征。特别是“自洪、杨倡乱……”一段，尤为突出。这一段“义必相辅，气不孤伸”，而浩然直达，遒劲有力，是“文家至难得之境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超过了方、姚、梅诸家。
第三，曾国藩之所以能“中兴”桐城派，就在于他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，总结并提出符合时势要求的文学主张，对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加以发扬光大。桐城派之所以绵延二百余年，就在于坚持“文贵变”，“有所变而后大”的传统，曾国藩在这篇文章的最后，明确指出“文章与世变相因”。这是对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张扬，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